在21世纪以来的十多年时间里，曾被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是“孤独的超级大国”的美国在外交上挫折不断，在内政上纷争不已，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引爆了美国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因不断金融化和虚拟化而潜伏下的多个“地雷”，美国曾经傲视全球的强大力量在软硬两个方面都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关于美国衰落的讨论在时隔20多年之后再度热起来，这被部分人士认为是中国的极大战略机遇，它也确实鼓励了中国在外交上的更大自信。但是，我们同样也注意到，近年来，面对自身的各种困局，美国国内社会各个阶层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思想反思，并在这次大选中通过各种政策交锋充分呈现出来。不管哪个候选人最终上台，这种反思都可能转化为更加深入和彻底的政策调整甚至制度改革，从而影响美国国际战略乃至整个中美关系的走向。
展示美国内部的变革性力量
2016年的美国大选将成为一次具有历史分水岭意义的选举，它彻底暴露了美国内部所孕育的变革性力量。尽管2008年奥巴马也是高扛“改变”的旗号踏入白宫，但后来的事实表明，作为青年一代的体制内精英，奥巴马没有证明自己有能力给美国带来一场颠覆性的“革新”，美国的社会并没有给奥巴马的“改变”提供强大的支持力量，美国仍然在惯常的道路上向前滑行。而这一次却完全不一样了。共和党内反体制派的特朗普和克鲁兹在初选中异军突起，前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华府“圈外人”，已经成功拿到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资格;而后者虽然是国会山的议员，但长期与主流政治人物格格不入。而作为共和党内体制派代表的杰布·布什和卢比奥在共和党党内初选的选程还未到一半，便先后折戟沉沙，完全不是反体制派的对手。同样，在民主党内部，作为华盛顿政治圈“边缘人士”的桑德斯在多个州的选举中取得胜利，并一度对体制派代表希拉里构成强大压力，直到现在桑德斯仍然没有放弃选举。
特朗普和桑德斯的背后体现了美国国内正在兴起的两股强大的民意力量，这两股力量可能最终殊途同归，迫使美国精英阶层反思华盛顿的既有体制和既有政策在运行效率和施政绩效上的严重不足。不管这次大选能否最终将反体制的“政治异类”送入白宫，但反体制派已经得到的巨大民意支持，将成为新总统大刀阔斧改革体制、调整政策的民意基础，这在100年前的进步主义运动时期已经得到一次证明。
美国国内的这一轮反思是综合性的，体现在福利体系、移民制度和外交政策等多个领域，但其中最深刻的反思莫过于全社会开始严肃评估美国所一贯奉行的贸易自由化和过度金融化的政策对美国带来的各种伤害，其背后的潜台词就是，经济全球化究竟对美国带来了怎样的利弊影响。二战结束以来，作为世界上的头号经济大国，美国奉自由贸易为圭臬，成为在全球层面推动自由贸易的旗手，在关贸总协定的框架下先后推动完成八轮自由贸易谈判;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又以“华盛顿共识”为思想武器，努力敲开世界资本市场的大门，推动世界经济进入一个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时代。在上述这两股经济全球化力量的推动下，美国的传统制造业不断外包给新兴的发展中经济体，国内制造业逐渐走向衰落，美国的超市中除了农产品外几乎已经很难看到“美国制造”。美国专注于成为世界的研发中心和“世界银行家”，其代表就是西海岸的硅谷和东海岸的华尔街。这导致美国的国内社会结构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化：过去作为美国民主制度根基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扁平“橄榄型”社会结构正在坍塌。一方面，由于传统制造业的大量转移，美国国内中低端就业岗位大量萎缩，不少制造业工人从过去相对富足的中产阶级沦为面临严峻生活压力的低收入阶层，而作为美国传统制造业中心的底特律的嬗变就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这个城市由当年繁华的“汽车之都”沦为今天的“鬼城”和犯罪的天堂，并在2013年申请“破产保护”。另一方面，位于纽约华尔街的金融家和旧金山硅谷的科技研发者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成为支撑美国强大的两个根基。但无论是华尔街还是硅谷，都不可能吸纳美国全部的就业人口，它们缔造了美国财富金字塔上最顶尖的一批巨富，但广大的普通民众却很难从中受益。于是一个阶层对立的社会结构正在出现，它在政治上表现为“极化效应”，而美国国会上近年来频繁上演的“政治恶斗”就是其直接后果。
在这次大选中，民主党的桑德斯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口号在全美上下赢得了众多普通的拥趸者，其竞选资金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平民的小额捐助。受华尔街支持的希拉里虽然有各种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但面对桑德斯的缠斗，始终难以获得势如破竹的压倒性胜利。而特朗普更是以屡屡发表保护主义的言论而著称，号称要尽一切力量保护美国蓝领工人的工作岗位。
“特朗普现象”和“桑德斯现象”的出现，意味着美国社会正在出现严重的分裂，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受损的社会阶层正在成为酝酿变革甚至滋生极端主义的温床。这一现实也正在迫使美国精英群体认识到，如果自由贸易和产业外包不配之以合理的公共救助政策，将会对美国的社会结构构成严重伤害。那些在自由贸易和产业转移中失去工作的弱势群体将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不仅如此，这次选战中美国普通民众用选票表达了对华尔街的极度不满，也可以视为是几年前“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继续。华尔街是美国力量的重要根基，美国通过华尔街操控世界的金融命脉，实现全球的财富向华尔街转移，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使广大的中下阶层受益。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遇到危机时需要国家通过全体纳税人的财富来实施救助，但这些金融家们却享受着高额的薪金，同时承担很少的税负。
可能发生的深度政策调整
美国的新总统将不得不正视这两大问题，特别是它们所带来的穷人和富人之间鸿沟不断加深的问题。因此，2016年选举结束之后，美国新一届政府在国内经济政策和对外经济关系上都可能作出深度的调整。在贸易政策上，美国将有可能进一步在自由贸易的立场上后撤，从单纯的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转移，美国在努力通过自贸协定打开世界服务业贸易市场大门的同时，将可能进一步强化劳工、环保、知识产权保护等新的规则条款，借此延缓美国产业对外转移，同时继续延续和深化奥巴马鼓励制造业回归的各种政策。而在金融政策上，华尔街与华盛顿的矛盾将进一步恶化，新总统凭借美国的民意压力将可能采取比奥巴马更为严厉的金融改革措施，包括对金融资本家更为严厉的税收政策，对金融活动更为严厉的监管措施，避免华尔街的金融产品无序扩张。美国的这些可能的政策选择，都将驱使经济全球化进一步陷入低潮。
对于中国而言，有必要认真面对未来数年里由于美国政策变化所可能导致的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经济成长所仰仗的一个重要利好外部条件，就是由于美国推动的自由贸易体系和美国专注于成为“世界银行家”给中国制造业发展所带来的重要契机，这也是美国批评中国“搭便车”的重要原因。正是来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红利”，使得中国能在过去数十年里实现了国内经济增长的大跨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制造业贸易国。然而，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不会再有如此良性的外部条件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更加坚定地加快国内制度改革，推动国内市场的完善和扩大，真正通过内需来实现经济发展，而不能再将希望单纯依托于外部市场。一个13亿人口的国内市场，一个仍然有大量不发达地区和人口的国家，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将经济持续增长建立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