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达沃斯论坛发表演讲。他表示，在开放状态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将为诸多新产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空间，比如与消费升级相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与新型城市化相关的节能建筑、智能交通、新能源等诸多绿色低碳产业，这些不仅为中国，而且为全球企业创造着新机会。
在中国新一轮产业创新和经济转型阶段，会有哪些投资机会呢?中民投全球专家委员会委员、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了挑战，但伴随着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和消费升级的机遇，未来养老、家庭护理和社区服务等行业将出现高速增长。
图说：安格斯·迪顿因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获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声明中指出，迪顿教授的研究“改变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具体来说，研究强化了对消费选择的了解，并可以帮助设计出“能够促进福利和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而随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老龄化社会压力的日益增长，迪顿教授与他的“幸福经济学”研究，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又有怎样的借鉴意义呢?
近期，中民投董事局执行副主席李银珩先生特别就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与迪顿教授进行了交流，其中的思想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为日益“变老”的中国开启幸福之门的钥匙。
社会进步，重构家庭生活
李银珩：中国已经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目前超过60岁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2.2亿。对于这个趋势您怎么看?
安格斯·迪顿：经历过人口过渡的国家都会出现生育率下降，“老少比”提高：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老年人数量庞大，但他们在低生育率期出生的子孙却数量减少。而随着生活标准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以及个人行为(尤其是吸烟问题)的转变，老年人死亡率下降，“老少比”将进一步提高。
最终随着低生育率的持续降低，老少比会下降，但这一过程将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李银珩：人类社会的进步，伴随的不仅仅是科技的发展，更多的还有家庭结构的改变。在您看来，这将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
安格斯·迪顿：在人口过渡过程中，家庭生活与养老安排都相应发生了改变。
在传统家庭模式中，由子女照顾父母或祖父母。在常见的农村环境下，亲朋好友都住在附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没有正式的“退休”，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孩子和家人可能承担更多的工作负担。但正如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到老年人在农业环境中的作用：他们可能无法像以前一样干重活，但他们在天气、庄稼和害虫方面积累了多年的智慧和经验。
但在现代家庭模式当中，老年人的子女数量更少，有的老年人甚至没有子女。他们往往独自生活，在城市里，他们可能没有太多认识的人。他们必须靠工作时积攒的储蓄来养活自己，或者国家必须通过养老金或国家扶持的医保赡养老人。原先由家庭承担的责任，现在转移给了个人或国家。
历史上，受到战争、通货膨胀或糟糕的投资机会的影响，许多国家很难实现长期储蓄，所以国家往往会介入。像在美国，老年人的贫困问题，促使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人口老龄化也会增加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因为人们的医疗需求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未来：乐观还是悲观?
李银珩：这种由于人口过渡而带来的生育率的下滑和养老模式的改变，在您看来对于老年人意味着什么呢?
安格斯·迪顿：关于这对老年人的意义，有两种观点：一种悲观，一种乐观。
悲观的观点是，人口过渡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传统体制是老年人的天堂，因为老年人会受到重视、照顾和尊重。在现代制度下则恰好相反，老年人不能从事生产，被孤立，无法适应外界生活，而且通常没有足够的储蓄，社会保险成为家庭可怜的替代品。老年人的“牺牲”被视为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后果。 教育、技术变革和城市化，剥夺了老年人应该享有的尊重、权力和独立性。
乐观的观点则认为，大家庭的“安全感”只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空想，忽视了在贫穷的农业社会经常存在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健康不良、糟糕的医疗和低预期寿命。有人将这种安全看做是缺乏个人自由。富裕国家有许多证据表明，子女不愿意与父母一起生活，而老年人也不愿意与子女共同生活。独立生活可能是人们所期望的，至少在个人和社会支持使独立生活可行的情况下。
李银珩：在您看来，悲观与乐观两种观点，哪个更能代表未来?
安格斯·迪顿：我认为，乐观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尤其是在中国。
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很高，所以许多老年人有足够的资产支持晚年生活。经济飞速发展，使子女过上了比父辈更富裕的生活，即使他们独立生活，也可以为父母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他们可以帮助承担住房、食宿和医疗开销——子女依旧会履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但是通过经济支持的方式，而不是与父母共同生活。
李银珩：您在美国生活，也对中国有所了解。在您看来，中美的养老模式的差异在哪?中国的机会在哪里?
安格斯·迪顿：很显然，加大养老照护产业的开发存在大量机会。美国有多种养老模式，其中大部分来自民营机构。老年人可以不限时间地独立生活，并可享受到不同级别的必要护理服务，例如偶尔探视、全天候护理等等。在同一个养老院内可以同时存在不同的模式。当然这需要细致的国家监管和监督。
美国养老设施的质量参差不齐，募资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包括老年人的储蓄，或子女付费等。个别地区推出了用于医疗保健的反向抵押贷款，允许老年人使用住房交换有担保的住所，在有辅助生活设施的地方获得终生护理。美国养老设施的花费最高为每月2，500美元，这主要取决于内部工作人员的工资成本。
在中国，子女的平均收入普遍高于父母，老年人也通常有一定积蓄。因此，养老产业包含着巨大的发展机会。另外，我认为，应该将其(养老产业)作为改善老年人生活水平的方法，而不是老年人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的糟糕的替代选择。中国确实需要保证老年人享有更好的晚年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老年人需要传统的生活方式。
中国老人幸福感处在全球较高水平
李银珩：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这也是中民投为什么要大力布局健康管理和居家养老产业的原因。其实在中国，子女想为父母做很多。但是，我们如何知道长辈是否感到幸福呢?
安格斯·迪顿：评价生活幸福感的一个有效指标是坎特里尔阶梯表(Cantril ladder)。受访者被要求想象一个阶梯，从0到10标记每一阶，其中0代表你能为自己想象的最糟糕的生活，10代表最好的生活。然后要求受访者说出自己目前处在哪个阶梯。盖洛普自2006年开始在全世界民意调查中调查这个问题，下图所示的是中国的调查结果。
盖洛普的坎特里尔阶梯表中国调查结果(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被要求想象一个阶梯，从0到10标记每一阶，其中0代表你能为自己想象的最糟糕的生活，10代表最好的生活。然后要求受访者说出自己目前处在哪个阶梯。)
图中显示的两条线，一条代表2006-11年的结果，另一条表示2012-16年的结果。两条线的数据基于每个年龄段的评分的平均值。图中显示，中国最年轻一代的生活质量评价最高。而评价最低的是40岁年龄段的中年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评价高于中年人。
生活质量评价(或幸福感评价)的“U型曲线”很常见，这代表了人类生活的基本事实。但有许多国家表现出了不同的模式。例如，在多数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生活质量评价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老年人的评价最低。最显著的是东欧和前苏联国家，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评价非常低。 对于他们而言，人口过渡是灾难性的——他们失去了终生坚守的信念，虽然他们的子女拥有光明的未来，但他们却没有。
图中显示的中国模式在许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过去十年，中国各个年龄段的人口生活质量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均有大幅提升;
其次，最年轻一代的生活质量评价最高。我认为这是经济飞速发展的结果，所以年轻一代现在和未来的生活，将比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更加优渥;
第三，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高于中年人。
李银珩：这非常有趣，您怎么看盖洛普的这份调查所揭示的中国老年人幸福感曲线，它准确吗?
安格斯·迪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评价，在任何国家都是难题，在中国同样如此。特别是，随着年龄增长，健康日益恶化，而身体状况不佳会降低生活质量评价。由于我们不了解的原因，虽然老年人健康恶化，但他们的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却在持续提升。
图中显示在最近一个时期，75岁之后的人口对生活质量的评价趋于平缓，但我对这个结果的统计显著性表示质疑，我认为不应将其解读为中国最年长群体的生活质量下降。相反，图中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近几年，与其他年龄段一样，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评价也在快速提高，他们认为生活每天都在变得更好。
如果按照我认为的那样，生活质量评价可以作为衡量人们生活的良好指标，则该图表证明，当前中国并未出现悲观观点所描述的迹象。
李银珩：最后一个问题，您对中国养老的未来怎么看?
安格斯·迪顿：中国正在飞速发展，并且是高储蓄率的社会。因此，父母和子女有足够的资源支持独立生活，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医疗保健，并且有巨大的机会增加各种辅助生活设施的供应。密切关注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评价非常重要。当前的证据表明，老年人在这方面的评价较高，并且与所有人一样，他们的生活也在持续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