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在上海财经大学近日召开的上海市“改革开放40周年、建国70周年、建党100周年”系列研究启动工作会议上，该校教授黄天华的一席发言，打动了在场的与会者。
在习近平5·17讲话发表近一年之际，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近日采访了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黄天华。
“我完成了我自己的心愿，也圆了自己和老师的梦。”谈及自己30余年的学术研究，黄天华这样说道。他著有《中国税收制度史》、《中国财政制度史》等，其中，《中国财政制度史》将于9月出版，而在这些著作背后，正是黄天华长达30余年的坚守。
回忆埋首研究中国财政制度史初期，黄天华说，有人讲“史学研究不景气是个非常严重的现象，市场经济需应用科学，更何况历史学这样的边缘科学研究的是灰尘满覆的昨天”。
但他仍将30余年的时间，用在了中国税收制度史和中国财政制度史上，“30余年里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书房。”
谈及原因，黄天华说，在做研究生的时候，他的老师是马大英，“听老师讲，中国唐代、宋代、清代、民国的经济研究中心在日本、美国等地，西方国家走在中国前面，老师对我说，希望小黄能延续他的研究，老师也说，搞历史是很苦的。”
在研究中，老师所讲的“苦”接踵而来。“在研究中，唐代以后国内资料找不到，朋友从日本、法国等地，从哈佛大学等高校复印了近千份中国资料，带回国给我。”黄天华说。
“在写作中有种感情很难言表，很不是滋味。”黄天华说，“我们小时候听过一首歌叫《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所从事的研究让我发现讲述中国过去事情的大多是外国人。”
4月26日，上海财经大学，黄天华教授在向媒体记者介绍自己撰写《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经历。澎湃新闻记者 赖鑫琳 图
在研究中，除了史料难得，经济问题也是黄天华始料不及的。
“1986-2014年，我的全部工资收入都用在资料、史料等收集，以及差旅费上，白天在北京史料馆收集各种史料，晚上就睡在北京火车站，因为我支付不起当时最便宜的50元/天的旅馆费。”黄天华说。
“多少次在经济面前走不下去时，校长等校领导在我研究最困难的时候，多次资助我，这些钱我甚至没有记录下，他们也从来没让我写个借条，这些钱可都是救命的钱。”在黄天华看来，支撑他完成研究的钱就是“救命”的。
实现一个梦要多久?黄天华在34岁时为了圆这个梦规划用31年的时间。“但是，时间不够，写了550万字，来回顾五千年财政制度、赋税制度。”黄天华说。
这样的一个“梦”让身为同事的胡怡建由衷感慨，"中国梦’在每个学者心中。”在同事胡怡建看来，黄天华不算是个善于言辞的人，“在生活中，黄天华不善言谈，在学术上倒是能侃侃而谈，共事30年，他都是很敬业、很低调、很随和的，社会活动也参加不多。”
年近古稀的黄天华用31年研究中国税收制度史和中国财政制度史，他很是坚定，“一个人活在世上可以放弃所有的事情，但不能放弃我们的妈妈、我们的祖国，报效祖国是我的梦。”
